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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“行易知难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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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易知难的学说是一种很有力的革命哲学。
一面要人知道“行易”
,可以鼓舞人勇往进取。
一面更要人知道“知难”
,可以提倡多数人对于先知先觉者的信仰与服从。
信仰领袖,服从命令,一致进取,不怕艰难,这便是革命成功的条件。
所以中山说这是必要的心理建设。
(《知难,行亦不易》[68])
行易知难说的根本错误在于把“知”
“行”
分的太分明。
中山的本意只要教人尊重先知先觉,教人服从领袖者,但他的说话很多语病,不知不觉地把“知”
“行”
分做两件事,分作两种人做的两类的事。
这是很不幸的。
因为绝大部分的知识是不能同“行”
分离的,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知识。
这绝大部分的知识都是从实际经验(行)上得来:知一点,行一点;行一点,更知一点,——越行越知,越知越行,方才有这点子知识。
三家村的豆腐公也不是完全没有知识;他做豆腐的知识比我们大学博士高明的多多。
建筑高大洋房的工人也不是完全没有知识;他们的本事也是越知越行,越行越知,所以才有巧工巧匠出来。
至于社会科学的知识,更是知行分不开的。
五权与九权的宪法,都不是学者的抽
象理想,都只是某国某民族的实行的经验的结果。
政治学者研究的对象只是历史,制度,事实,——都是“行”
的成绩。
(《知难,行亦不易》)
行易知难说是一时救弊之计,目的在于矫正“知之非艰,行之维艰”
的旧说,故为“林林总总”
之实行家说法,教人知道实行甚易。
但老实说来,知固是难,行也不易。
这便是行易知难说的第二个根本错误。
(《知难,行亦不易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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